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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过渡期的北京胡同:面包与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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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过渡期的北京胡同:面包与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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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Darrington 著

图片作者:Varsha Mahajan


他们正在屋里打包。箱子和工具堆满了房间。“为什么?”我问。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一切都会在明天发生。受害者将会是他们的大玻璃窗,玻璃门,整个二楼和屋顶用来烧烤和举办即兴演奏会的天台。他带着我们上了楼。
“给我拍一张照片,”他说道,“来记录这个时刻。”
在明天的拆迁队到来之前,他们提前四天得到告知需要清理干净整个地方。“你们要怎么办?”我问。他说他们将要搬到几个街区外的SOHO。
一个顾客来询问他的音乐课程,询问直到新的工作室建好之前他该怎么练习。他们给了我们一把吉他,一条钢琴凳,一些烹饪用具以及一瓶红酒。“我想这已经过期了。”他说,“这上面说2009,但是依然是很好的装饰品。”我们拿了过来。一瓶2009年的法国梅洛。当天晚上,就在我们做冰激凌的同时,我们坐在新的琴凳上一边拨弄着新吉他一边喝完了这瓶酒。

第二天傍晚,我又回到了这个市场。这曾经是一条喧闹熙攘的街道,餐馆,肉铺和菜摊延伸到路的两边,面包,凉菜还有一个麻将馆。现在的这里异常的安静。一束强光从其中的一家店铺里射出来,照到面前的墙上又消失了。成堆的碎石头在街上排列成行。一家餐馆还在营业,即使一半墙体已经是砖头。在还没安装窗户的洞口里,面包从里面向外面销售。写在泡沫塑料上的招牌提示着顾客砖头后面的商店依旧在营业。一种绝望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这是最后一场关于面包与砖的斗争。
两个骑三轮车的男人驮着堆成高摞的窗户走过街道,司空见惯地用玻璃和泡沫胶密封着窗口和里面的人。屋顶和楼梯间还存在着缝隙与空洞,而这些都无法确实的描述这场拆迁的规模。一场争吵正在骑三轮车的男人与一个头上围着毛巾的女人之间发生着。
“他们说装修队今天就会来,所以我等了又等。但是我明天要早起上班所以我必须要去洗个澡。为什么他们这么晚来!”他们并没有理会她,继续在她的新窗户和大门之间补上泡沫胶。

就像一场地震刚刚来袭。我询问其中一个店主他对于这一切的看法。“没办法。”他耸耸肩。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甚至没有抬头看正在他的墙上密封窗口的人而是继续催促我买蔬菜。我想知道他如此一如既往地工作是否是一种蔑视的表达。根据我邻居提供的信息,大兴将会有一座新城,大量的新建筑等待着人们的入住,他们希望人们会前往那里。一团疑云正笼罩着- 为什么要进行这些‘翻新’。各种各样的理论在飘散传播,也许城市里的胡同现在正在因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而被预留着。
我听见一些店铺的主人正在比较他们呆在这里的时间。“一年?那还可以。他们都在这呆了七年了。”我听见一些人在抱怨政府关于是否乐意支持他们赚钱的明显的消极态度。我听见一个过路的行人跟他的朋友评论关于这些变化的合理原因:“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我感觉到一阵悲伤然后我解释给一个正好遛狗回家的邻居听。
“每个人都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一切发生。”
“他们都习惯了,”他回应道,“他们都知道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你尝试你就会坐牢。”所以,没办法,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顺应亦或是必要的,不论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生活都要继续。

两天之后,我又回到了这里。也许这是轻微的病态迷恋,是一种关于最高权力如何在一瞬间将坚实瓦砾的结构瓦解成碎石的敬畏感。这一次我和我的室友一起,决心我们将想往常一样光顾并支持这个市场。这一次,他们正忙于大规模的拆卸“非法私搭乱建”的第二第三层建筑结构。他们愉快地向我们这些外国朋友挥手欢呼,并试图练习他们的英语。我们并没有回应,有点谨慎也有点不解。
“小心点!”他们在我们的身后大喊。
一些工人在屋顶上艰难地平衡着,正拿着一个巨大的榔头企图凿掉他们正站立着的混凝土结构。另外一些人正在上面钻着孔来加速拆除。他们停下工作在废墟中向我们打招呼。其中一个戴着安全帽穿着发光的黄色防护服的工人站在被摧毁的电器商店的屋顶上,对着我们的摄像机大笑,举着手中超大号的榔头摆姿势。我们之前听到过他们交谈,说着我们听不太懂的方言,也许是外地人,在这个城市的重建中承担着这个如此重大的任务。

在市场里,我们见到了一些这场风暴中的“幸存者”。一个失去了自己店铺的女人在一辆面包车里重新开始了她的生意,里面装满了成包的蔬菜的同时也遮住了附近一堵墙的裂缝。另外一个人要求他们九岁的孩子做一个英文招牌。他们询问我们招牌的语法是不是正确。我顺势评价了他们在刚刚减半了的空间里重新搭建出来的十分有效的新体系。
他笑了笑,“我知道有一天他们会在第二天直接砸掉我的墙,所以我快速地买了这些架子,把货物都放了上去然后一天之内就处理好了所有的事。”他的语气里带着点骄傲。

当然,我们一个住在市场隔壁街道的朋友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她需要快速地搬离她的房子。她在一个周五下班之后看到红色的告示告知她她的住所将要被拆除。她以为她会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然而在问过了房东之后,她意识到拆迁队周一就会来。他们用了周六一天的时间来找到新的住所,签合同,然后周日一天完全地搬了进去。我当然也去问了她关于整件事情的想法。

“我非常幸运。我可以做到。虽然很不舒服,但是也没什么别的。我为我的邻居感到抱歉。也许他们正试图清理整个城市。”她说她感觉到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来驱赶所有占用“额外”空间的人们。这并不是指北京的本地人,而是外来务工的人们,穷人们。“我猜想他们想让这个地方更加招游客喜欢,让“合适的”人留下来。”我听说前几年前门的胡同里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当地的居民不得不让步给更漂亮更高层次的陈列景观。

回到家,我跟室友说起了这件事。所有的这一切让她感到非常难过。她说她以前很习惯被很多的外国人围绕着,而由此也许她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但是让她最惊讶的是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惊讶。由此,我们讨论了是不是中国人更“擅长于”接受变化。
“这并不是擅长不擅长的问题。他们也不想改变。但是人们更渴望和平,当他们知道他们改变不了结果的时候,这就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命令。如果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发生,也许就没那么容易被接受。但是在这里,从里到外,这样的事情很正常,人们也很习惯。这并不是文化的差异而是社会本身的原因。”
有一天她去帮助了那个搬家的朋友。“一开始我很生气,因为我们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切。但是我们没有选择。惊人的工作量,同时也很疯狂。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有效率地完成任何其他的事情。强权迫使我们讯速地做出反应。”
当他们来到我们的街道时,一个年长的邻居把自己锁在了屋子里,警察强行地把他挪了出来然后拆除的工人们砸掉了他的门。胡同里的老太太们讨论着关于浪费的问题-一个家庭如何把全部的存款投入到翻新房子上,只是为了回到一年前的模样。他们讨论了关乎老百姓的生活的,对于高层决策的无能为力。

我听说很多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被迫关闭的胡同酒吧们在举行停止营业的派对。他们也许将会在某个地方重新开始。这只是其中一部分酒吧们的特权。我疑惑于其他不存在这种选项的商家能怎么办?那些失去了比看上去更多的人们- 当他们将他们全部的家当打包到一辆三轮车上驶向城市外围的时候,究竟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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